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正是因为其历史生命之悠长，后学通过回溯、诠释经典以推陈出新，从而让经典永葆活力与意义。在解释的历史中逐渐的经典，犹如一座不断被“翻新”而始终伫立于当下的古庙。
一、两汉之圣人观：作与述
两汉时期，盛行，流行着两种典型的圣人观。廖平在《今古学考》中指出，今文学派以孔子为立法改制之素王，而古文学派则视孔子为守先待后的传述者。这种差异体现了汉代经师对孔子身份的不同定位，进而影响了他们对整部经典的理解。
董仲舒作为今文学的代表，极力申述素王论。他认为，西狩获麟是孔子受命制作的祥瑞符应，赋予有德无位的孔子以制作之权，于是夫子作《春秋》，为后世立法。这种观点在当时被广泛接受。
郑玄虽不主素王说，但也强调孔子存留治法经验的重要性。他以“述”代“作”，将孔子塑造成一位修订的角色，志在修订以寄希望于将来。
二、魏晋玄学之圣人观：隐圣同凡
魏晋时期，渐衰，玄学兴起。郑玄的博学多师打造出兼采今、古的新，后学趋之若鹜。但学者们对郑学的攻击也未曾停止。
何晏通过删削郑注的方式，重新诠释《论语》，他的解释更加直白凝练，以《论语》本身来解读之。这种“去化”的处理方式为重新理解孔子形象开启了可能。
皇侃则通过疏解《论语》，建构起一套极具特色的孔子形象。他认为孔子表面上是发愤忘食的学者和人师，实际却是与凡人有本质区别的完满圣人。
三、宋代理学之圣人观：圣人可学
随着理学的兴起，宋儒对圣人观有了新的理解。他们认为圣人并非不可学至的超绝者，而是可以通过修身达到的境界。
朱熹引述程颐之语，指出通过揣摩圣人之心、意，众人皆可学至圣人。这一观点的转变，使得孔子形象更加平实，也使得《论语》变成众人学做圣人的修身指南。
汉宋之间的孔子形象经历了从立法之素王到传述者，再到者与体无者的演变。这种演变源于时代问题与理论背景的变化，促使经师们对经典作出不同理解，并由此塑造出异彩纷呈的圣人观。
概言之，经典与圣人都是被解释出来的。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理论背景，都为经典和圣人观的诠释提供了不同的可能。
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与时俱进，不断被后学回溯、诠释。而圣人观则体现了后学对经典的理解与塑造，是经典解释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通过对比董仲舒、郑玄、何晏、皇侃、邢昺与朱熹的《论语》学，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孔子形象不断演变的线索。
如此，经典与圣人观共同构成了文化的独特魅力，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、文化的重要视角。